2015 年，27 岁的杜强去东北一座县城，希望弄清楚 2011 年的一起案子——在渔船鲁荣 2682 号上，33 名船员互相，只有 11 个人活着回来。 杜强是在 2013 年听说这件事的，估算着到了第一个涉事人刑满的时间，他直接去了东北，用了十几天时间采访了这位当事人。 这篇后来叫做《太平洋大逃杀》的文章成为了很多非行业的人认识非虚构写作的来源——尤其是影视公司。 《太平洋大逃杀》是在 2016 年 1 月 14 日中午发出的。杜强盯着微信上的阅读数据，到了下午三四点，也只有几千。杜强有些失望。 但到了晚上，随着阅读量的飙升，杜强的微信上突然多了影视公司的人来加好友，想要购买报道的电影改编权。“有的人说的很决绝，这东西你给我留着。”杜强回忆这件事时还带着惊讶，“没有，完全没有想到会这样。”
非虚构是一个宽泛的词语，它代表包罗万象基于事实的写作，并不总是和新闻报道有关。这个直译自 non-fiction 的词，在中国是新兴的。以往记者经过大量采访、调查后写作的内容，叫报告文学，文学，深度报道或者大特写。因为背后往往代表了成熟的调查写作技巧，它被认为是高水准从业者的标签。如今，则成了一个时髦的商业概念。 好莱坞在助长这层。2012 年根据一本非虚构以及一篇《连线》报道改编而成《逃离德黑兰》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康泰纳仕成立名为康泰纳仕娱乐的子公司，负责把非虚构报道改编成电影或者纪录片，输送到 Netflix 或者索尼经典。 2016 年，除了杜强和《太平洋大逃杀》，还有前《南方周末》、《GQ》记者雷磊成立的“真实故事计划”。后者主要以号的形式存在，以每天一篇的频率发布文章。字数有长有短，少则几千，多则上万。 文章内容五花八门，有暗恋老师的学生，也有在厦门对着通过喇叭喊话的员，有落马，也有为了移民而和老外假结婚的中国人。在真实故事计划，“十万+”并不常见，但看得见数字的文章平均下来也有七八万的阅读量。 真实故事计划被认为是人创业的一个案例，雷磊在接受采访时谈及希望通过影视来为那些“非虚构作品”创造收入。一个故事写出来，可以发布、可以出书，也可以拍成影视。雷磊说：“在这三个行业当中，可以撬动利益最大的应该就是影视行业。” 每周，雷磊都至少会和一两个影视公司的人见面，洽谈版权采购的合作。从 2016 年到现在，他已经推出去了十几份版权。其中有几个项目已经开始开发。9 月的一天，雷磊发朋友圈纪念自己第一次开影视项目策划会：“默默努力，一年后大家就会看到真故出品的影视作品。” 在确定和乐视影业合作之前，杜强一家一家地跟影视公司聊。第一家给的报价是 15 万。“挺高的。”杜强笑笑，“有一点这个意思吧。假设我之前也卖过这个东西，就卖了 2 万块钱，那 15 万肯定是个天价了。” 但紧接着见了越多的影视公司，杜强发现价格就越来越高。至于最后选择乐视影业，杜强说，并不是因为他们给出的“百万级别”是最高的，而是“那时候乐视品牌还不错”。 回过头来再看当初的 15 万，杜强说：“其实说实线 万根本不可能的，太低了。只不过当时你对这个事情没有概念，没有人做过。” “百万级别”这个价格也把雷磊吓了一跳。当时他在一家版权公司工作，经手《太平洋大逃杀》的项目，但雷磊本人并没有参与。他自己的估价是 5 万到 10 万。这是和当时公司的同类型版权比较后得出的结果，雷磊觉得，“已经到天了”。 雷磊开玩笑说，“这相当于一个字就有一百块钱了，还挺赚的”。千字千元，在一个写作者眼中是很高的稿酬，但如今影视的介入让报酬的参照系发生了变化。 直到现在，非虚构写作者们都还把握不准这个定价应该怎么定。因为最关键的问题，无论是《太平洋大逃杀》，还是真实故事计划，或者是市面上其他已经售出版权的非虚构作品，都还没有电影正式上映。无法确知最终产品的收益，也就无法为版权合理估价。 有一部上映了、且获得巨大成功的非虚构改编电影，是《湄公河行动》。不过此“非虚构”并不来自于记者，而是。 2011 年 10 月，两艘中国商船在金三角遇袭，13 名船员，1 人。2012 年，案件侦破，相关犯罪嫌疑人移交中方处理。决定将这起案件改编成电影，并开始向影视公司招标，中影、博纳等公司向递交了改编思、预算、剧本大纲等文件。 看中了博纳提交的 2 亿投资、“要像美国那样拍”的方案。博纳也召集了导演林超贤、彭于晏、张涵予等阵容，准备启动这一项目。 林超贤对《湄公河行动》的兴趣来自于“终于有一个故事去拍地域背景以外的动作片，就像美国的海豹突击队执法”。但在和讨论剧本的过程中，也了许多反对意见。“他们都很偏激，说这不行，那也不行，我听了以后很尴尬……如果我要的内容都不能拍，那就算了。” 党委委员、部主任夏崇源则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如既往地关注事业、关心文艺创作……创作出更多温润心灵、启迪、凝聚，富有现实主义和英雄主义情怀的优秀作品，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新的贡献。” 《湄公河行动》最终取得 12 亿票房，排在当年票房排行榜的第 6 位。它的成功不仅在于真实性赋予故事的天然吸引力，也有时局的影响——爱国主义动作题材可以调动相当一部分观众对国家的情绪寄托。 对于影视公司来说，来自记者的故事、来自的案件、来自中国真实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们更通用的说法叫做现实题材。《亲爱的》、《中国合伙人》、《解救吾先生》这些电影都属于这一类。 至于所谓的非虚构改编电影，更像是把一个报道变成一个娱乐产品的过程，其中当然要有影视公司的参与。 许多人冲着“真实”而来。电影《亲爱的》编剧张冀认为，能被人读到的真实事件，通常情况下，天然就会有强有力的人物形象以及符合戏剧结构的故事，而这些都是一部好的剧情片的基础。 宸铭传媒董事长董宸辰则更进一步：“真实的、动人的人物情感，观众是完全能接受的……真实故事提供的素材绝大部分要比原创开发的虚构故事质感要更好。”宸铭传媒在几个月前投资了雷磊的真实故事计划。 在这一方面，杜强认为，影视公司的需求与非虚构写作者能够提供的东西是很匹配的。在确定选题时，杜强所在的特稿写作团队参考的标准之一就是强故事。“你可以理解为戏剧性比较强，就是说故事链条比较长，他的人物做了很多事情，有很多情节的发展变化。” 但无论虚构写作者还是编剧，他们都同意，非虚构写作与剧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产品，所需要的方以及技巧都不相同。 张冀认为，相比庞杂的真实事件，而电影只有两个小时，因此需要电影创作者找到精准的戏剧主题，并不是照搬真实事件就能做到的。 由于影视公司自身情况不同，也就不会对非虚构作品照单全收——一家已经做过犯罪题材电影的影视公司，就未必会在短时间内启动一个新的犯罪题材电影。 定制这个概念因此被提了出来。影视公司提出一个主题或者线索，希望借用非虚构写作者的采访能力、调查能力、素材组织能力，形成一个非虚构作品，然后交由编剧进一步改编成为剧本。 杜强用打比方。“你要做一个关于的一个故事。OK，我们就出一个作者，做一篇三万字、五万字的故事出来，里面有人物，有故事，有情节，还有关于行业的内容和专业信息，什么都有。” 而同样的，定制也非万全之策。买了《教父最后的敌人》这篇报道的电影改编权的导演陈昊义说，他会在开发这个非虚构改编电影项目的同时，做一个原创的东西。因为剧本开发存在不确定性，哪个先做出来，哪个就先上。 董宸辰也强调在电影行业的内容开发方面总结普遍规律没有任何意义。在与真实故事计划就改编影视方面合作的同时，宸铭传媒也有内部团队在开发原创剧本。从提案、到剧本、再到最后变成电影，形成一个层层筛选的机制。 杜强提及定制项目的时候显得非常谨慎。在有定制项目的需求出现时，他们会首先在内部会根据自己的选题标准来衡量定制项目，不合适就不接，而不是“给了一笔钱，我们就立刻接了”。最后提交给影视公司的，仍然是以非虚构以及原始素材的形式，而不是一个剧本。 《太平洋大逃杀》从售出版权到现在大约一年半时间，杜强已经有大半年没有关心过它的进展了，据他了解，项目遇到了审查上的问题，但剧本应该已经做完了。而乐视影业的回应则是，《太平洋大逃杀》还处在前期研发当中。 杜强原本供职于 ONE 实验室，是由原《时尚先生》总编辑鹏带领的非虚构写作团队。ONE 实验室隶属于韩寒的亭东文化 ONE 团队，是提及“非虚构改编影视”的时候会提及的对象。 2017 年10 月初，鹏离职，ONE 实验室团队也计划成立新的工作室。普遍将其解读为他们的影视尝试失败。但杜强否认这一点：“从过去一年的收入来讲，不管是委托创作还是卖版权，我们能够自负盈亏。”他很介意没人跟他核实这个说法。 非虚构写作者们依然想“跑通这个模式”——等待一部非虚构改编电影上映，为非虚构写作的价值背书。他们也不会忘记提及稿费、出版版税等其他选择，尽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类题材并非出版行业的主流，其带来的版税看上去并不是一个从容“变现”的好途径。 雷磊计划积累更多的素材，最后形成一个资源库。他用网络文学作类比：“（网络文学）每年会把固定量的作品输送到影视公司面前，大家在这个当中做挑选之后最后去生产。我们现在相对来说比较被动的状态，原因是我们作品积累不够。” 真实故事计划的作品来源大致分为用户的原创故事、平台编辑向人或作家约稿、签约作家自己的写作。此外，真实故事计划也有自己的“特稿以及传记生产线”。雷磊说，现在他们每天能收到三四百篇的，但比较成熟的只有一两篇。他们从中发现素材，然后由编辑去做进一步指导。 非虚构作品稳定大量产出是的难事。《GQ》报道总监曾鸣认为这件事“不可控”。“正常的周期一般是两个月，但要品质，有时候就需要更多的时间。”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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