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元旦，解放军报迎来创刊62周年。风雨兼程半个多世纪，解放军报曾得到开国们的关心厚爱。
这篇新闻稿是周总理在上海驻军军官并讲话的消息，刊发于《解放军报》1957年12月26日头版。此稿由军报特约记者采写，送审时，周总理反复修改，直到晚上还利用参加活动前的15分钟，把稿子又要回去看了一遍。不到2000字的，周总理改动的地方竟有30多处，甚至连标点符号也没有放过。严肃认真审改的工作作风，使军报人深受教育。
据悉，那份留有周总理多处修改笔迹的新闻稿，已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历史文物，珍藏在军事博物馆。 采写这篇消息的军报特约记者当年曾以《难忘的一件事》为题，向军报编辑部汇报了周总理改稿过程以及自己所受到的教育。《党史博览》2009年第11期也曾刊发他的回忆文章《总理为军报修改新闻稿》。我们摘编如下: 时间是在1957年12月中下旬，总理是在杭州参加由毛主持召开的中央会议后来到上海的。他告诉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王必成，他要在上海警备区驻沪陆海空部队团以上干部。 当时，我(当年上海警备区部宣传部新闻干事、《解放军报》特约记者张哲明--军报微信编注)负责新闻报道。部根据王必成的，要我参加并做好新闻报道。 那是我第一次受命写有关国家总理活动的新闻报道，心情既激动又紧张。刚吃过午饭，我就匆匆赶往司令部附近的军人俱乐部礼堂。礼堂里按兵种划分了几个方块，坐满了1000名团以上军官。第一排就座的是身经百战的驻沪三军正副司令员、等高级将领，稍后就座的是陆、海、空三军的师长们。礼堂舞台上的席，则是留给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王必成、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和周总理的。 我当时只是一名20多岁的尉级军官，因为是解放军报特约记者，在会场上受到“特殊照顾”:不但同陆、海、空三军高级将领一样被安排在第一排，距离台最近，而且我的座位前有一张小桌子，便于我伏案记录总理的讲线点左右，周总理在王必成和陶勇等陪同下，大步走入会场。 周总理在热烈的掌声中健步登上台，同台上10多位陆、海、空高级将领一一握手。全场再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待会场气氛稍有安静，王必成致辞，热情邀请周总理给大家作。 那天，周总理身着黑色呢子服装，神采奕奕。他首先代表、国务院向三军驻沪部队表示慰问，随后针对当时国内外形势、军队任务以及部队干部的思想动向，讲了敌我关系、党和军队关系、军政关系、军队内部关系和军民关系等五个方面的问题。周总理运用辩证观点强调指出:现界形势，正如毛所说的是东风压倒西风，但不等于说，可以坐而等待胜利。帝国主义是不甘心失败的，它还要挣扎。帝国主义存在一天，战争的温床就存在一天。他要求驻沪部队干部提高、加强战备，随时提防帝国主义的挑衅和。周总理还谆谆大家，要保持和发扬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和官兵关系。 总理讲了2 个来小时，内容丰富。我集中精力，一边听一边紧张记录，连头也不敢抬，生怕漏掉总理的重要讲话。周总理讲话后，还同大家照了相。 听完报告已是下午4时30分了，时间紧张:我匆匆回到办公室，翻开记录本，开始摘录总理讲话的重要部分。赶写成一篇不到2000字的新闻稿。由于自己水平低，对总理讲话一时领会不全面、不透彻，整理过程中把很多重要讲话给漏掉了，再加上时间紧，也来不及仔细推敲、修改，就匆忙通过警备区司令员王必成交周总理审阅。 天渐渐黑下来，寒风吹打着窗户。我在紧张之余，忘却了饥饿和寒冷，坐在办公室里静静守着电话，等待的，不敢贸然离开一步。晚7点左右，周总理的秘书打来电话，通知我立刻到周总理下榻的锦江饭店去取稿子。 我到达锦江饭店时已经是晚上7点一刻了，工作人员早在门口等待，迅速将我领到周总理的房间。只见周总理还伏在办公桌上，聚精会神地修改那篇新闻稿。他见我进来，和蔼地示意我在旁边沙发上坐下来等着，继续埋头修改。 不一会儿，总理修改好了，他面带笑容把稿子交给我。我本想说声谢谢，但当时太激动、太紧张，而且怕耽误总理宝贵的时间，拿了稿子就匆匆告辞。 当我满怀兴奋、准备跨出锦江饭店大门时，总理秘书追了上来，把我的稿子又要了回去。秘书告诉我，周总理看到离开会的时间还有一刻钟，他想再看一遍。 我跟着秘书返回总理的房间。周总理重新摊开稿子，又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又修改了一些地方，然后和蔼地交给我发稿。 当我回到办公室，打开稿子一看，一篇不到2000字的新闻稿，总理改动的地方竟有30多处，甚至连标点符号也没有放过。例如，我在整理“形势和任务”一段时写道，干部要“加强敌情观念”。总理在这句话前面加上“随时”两个字。又在这句话后面添加上“和战斗准备”。这样改动以后，这句话变得更加完整和准确了。又如，我在整理“军民关系”这一问题时，原来写的是“近几年来，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些疏远了”。周总理把它改成“我们军民关系基本上是好的，但是，有些部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些疏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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