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 年《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卷八中之“书信”部分，收入498 件。这是第一次。 2009 年出版《梁漱溟往来书札手迹》（大象出版社），收有书信268 件。这是第三次。此次为原色扫描印刷，分上下两卷精装，装帧朴素大方，颇具收藏价值。 2017 年，《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由世纪文景公司出版，这是第四次。此次收入往来书信集共761 件，超过此前的任何一次，收入信件之多为其不同于前三次之一大特点。 “”抄家，当时书信于现场遭的数量虽只三四十件，但保存价值较大。如蔡元培、梁启超、章士钊等先父之前辈来信，均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应留存于后世，先父曾特意送去加以装裱，却反而引起之格外注意，全部作“四旧”，遭，化为缕缕青烟与堆堆灰烬了。 先父收存之其他书信于1966年8 月24 日遭抄家时，与日记、文稿和衣被等同时被劫掠运走。待“”后半期，抄走之物件发还若干（当时被告知：发还之物必须领走，不得因缺损而拒收；未能发还者，概不得提索还要求），其中书信均已收入本书，至于未发还的有多少，已无从查清了。 先父收存之书信，有两个时间段的甚为罕见。一是从事乡建运动时期（19301937 年），二是奔走团结抗日、创建民盟与参与国谈时期（19381946 年）。 从事乡建工作时，多忙于下乡指导学生，或至各地邀请专家学者参加工作，以及宣讲乡建运动意义与要旨，再加为学生授课，也要占用不少时间，往来书信收存之事难以兼顾。 参与奔走团结抗日、创建民盟前后，如有往来书信，其内容多有一定史料价值，如先父回忆在创办《报》一事： 余急草成《十大纲领》（即《中国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之简称。辑录者），并写一长信，信内重申“发表于会前，洽商于会外”之主张，而请求三事：（一）请决定迅速发表（拟在）。（二）请速定《纲领》。（三）请速定《宣言》（即《中国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宣言一经内地发来，当即遵照，不再往返。 从不见先父向名人搜求字画机会很多，且不难。因此家中从不见有名人字画的存收或悬挂，而先父对师友昔日来信则甚为看重。 如在致陈政信中写道：“顷从旧纸堆中检得吾弟昔年答我一信札。兹寄奉一阅，仍乞寄还为幸。”（1976 年12 月30 日） 又如致叶麟信中写道：“近从故纸堆中忽拣得兄往昔从法国寄我两封长信，特邮奉一阅。回首往事不觉五十余年，曷胜今昔之感。所恨久别远隔，不得与兄为一长谈深谈。彼此俱是八十多的暮年，不知更有此否。”（1976 年8月10 日） 又一件致叶麟函中说：“我又从故纸堆中拣得兄往昔从法国来信，内中述及兄著书计划，寄奉一阅。阅后乞寄回给我，我欲同其他友好信札保存。”（1976 年8 月） 他常向学生指出，为求自己清明，除了自觉，“唯一的方法就是亲师取友”。他自己也照此四字身体力行，聚合了若干青年朋友，形成了一个相勉于人生向上的朋友团体，相互策励终生。 先父任教北大头两三年，即先后有林宰平、伍庸伯、熊十力、张难先等几位先生，不耻下问，主动向先父表示愿纳交之意。他们交往是为了谈学，谈儒学，谈。儒学与都是与人生问题密切相关的学问，他们正是因关心人生问题而谈学的。这种共同的志趣使他们结交，且成为终生的朋友。当时先父不过二十多岁，而林先生等均长他十岁甚至二十岁，可算是忘年之友，因此先父尝说：“我看他们都是在师友之间的。”既是师长，又是朋友；他们之间的情谊，可说是谊兼师友。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世前后一二年，有北大学生数人与先父交往密切，成了很好的朋友。其中三人与先父合影后，先父写下这样几句话：“这是我同三个顶好的朋友叶麟、朱谦之、黄庆的照像，他们都是北大的学生，却四个人年纪皆在二十几岁，差不许多。我们相与并无所谓先生和学生，只是朋友，而且是小孩子般的朋友。四人性格思想见解并不相同，几乎一个人是一个样子，所以议论每多不合，但总觉得彼此相与是第一乐事。” 代社会运动结合为一”的主张，想要聚合一些朋友，试作一种书院式的活动，而随后就有人响应。除了几位北大学生，还有北平之外远道而来的青年，如四川的王维彻，海南岛的云颂天先生等。这些青年人都是“很想求得自己人生生活”，而“不愿模模糊糊过下去的人”。当时大家同在距北大不远的地安门吉安所（街道名），赁屋多间，过起同处共学的生活。以先父为中心的朋友团体的形成自此开始。这大约是19221923 年的事。 这个朋友团体自成立之日起，数十年间过的是一种团体生活，但并无什么会章，而大家可以聚合不散，或联系不断，全赖“志同道合”四个字，即同有志于“人生向上”，而这正是这一团体建立的根本旨。 1931 年创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于邹平县，朋友团体随先父至此，成为农村工作的或领导。此时又邀约数以百计的专家学者从城市至农村参与工作，同时又召集千百农村青年，经培养训练回乡开展地方自治试验，为国家打基础等工作。 好景不长。1937 年7 月7 日，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战火烧及山东，乡建院关闭，人员大部分留山东本乡本土投入敌后抗日工作，少部分往四川大后方。 留在敌后的朋友处境。1939 年先父至敌后巡视及返回四川大后方之后，不断传来令人的消息。 同年6 月，李星三同学代表所领导游击队往伪军驻地洽商其投入抗日事，而伪军实为诈降，李星三被。 同年7 月初，公竹川同学被杀，弃尸无头。公竹川曾在敌后引导先父及随行人员，从蒙阴境群山间与敌周旋近月，终得冲出重围，分手次日即发生此事。“呜呼痛哉！彼时游击区内党派纷繁，互相猜忌仇怨，盖莫由确知其故云。”（《纪念亡友公竹川》）（1987 年6 月12 日《临沂地委组织部文件》：“公竹川同志肃托时被杀，实属冤案”） 同年9 月，先父自敌后返回四川大后方，又传来黄孝方、李鼐等同学被害消息。“黄生在抗战后极努力工作，然竟被诬为托匪而杀之！” 1937 年自山东撤往四川的朋友，经过南充璧山一二年的周折，终寻得重庆北碚为落脚点，在此创办勉仁中学、勉仁文学院及勉仁书院。从此北碚成为朋友团体的聚合地与联络处。 自有朋友团体之后，先父尝说：“于是我的生活几乎是成了两面的了；一面是家庭的一员，一面是朋友团体的一员。”“朋友相聚处就是我的家。” 1949 年重庆解放，先父创办之中学、学院、书院均由当地人民接管（当时政策是私人不得办学）。先父1950 年初出川去，朋友团体随之星散。大家同聚于北碚前后九年，至此成为过去。 黄艮庸先生1966 年以“逃亡地主”，遭押回广东老家，途中时遭“不是文斗，直至不能支持”。回到番禺老家劳动，捡粪挣工分糊口。1972 年解除回京。1976 年11 月病故。据艮庸先生家人说，先生曾表示愿在京老师至百年后，然后返回故乡终老，不料竟先于老师而去。先父对此尝说：“艮庸自二十岁从游于我，垂五十七年之久。其他人或早死，或随我较晚，或中道分手，皆不及他。”（致田镐信，1976 年11 月27 日） 云颂天先生于1970 年、1975 年两度长途跋涉，自四川北碚来京看望老师。1983 年中风复发病故于重庆，享年八十二岁。据先生子女说，云先生因中风已举步维艰，仍多次嘱子女为其购车票，打算再次赴京拜望老师。先父尝写道：“颂天为学恳切为己，师友侪辈无不钦重其为人。自1924 年远从广东海南岛来投我，同学共处达数十年，愚自忖受朋友之益，必不能不念及颂天。” 先父暮年写成《略记当年师友会合之缘》，怀念昔日师友之情流露于字里行间，他生活中不可一日无师友，由此可见。 1988 年6 月23 日，先父梁漱溟病逝于。此时朋友团体多早于先父身故，而如今起着的中心又逝去，这一朋友团体最后终结。回顾此朋友团体从开始形成，至最后终结（19221988 年），历时达六十六年。 现在中国社会与以前老社会不同。由个人相交而成朋友的，这是老的方式，以后朋友的关系要生变化，不单是个人彼此的关系，说朋友就是集团，是很多人在一起；或自己加入集团，或自己创造集团。 先父与青年朋友交往中，以思想的引领与的，使朋友团体逐渐形成，这是一方面；而青年朋友做出回应，这是另一方面。两方面的合力，使团体得以凝聚不散，遂实现了“创造集团”之事。在这创造中，先父的作用较多，自是当然。 “人生的意义在创造！”（《朝话人生的意义》）先父与青年朋友们实践了人生的意义。 说到家书，在写寄我兄弟二人的信中，年代最早的写于1938 年，是先父初访延安后，再至开封做短暂逗留，又到江苏徐州写成并付邮的。此时距著名的台儿庄大会战前约两个月，徐州尚在中队之中。此信寄达的目的地为日军占领下的北平，而这时笔者兄弟二人正随堂姐滞留于此。此时约在1938 年2 月中旬，华北已沦入日军之手；此信当是经过苏北、山东、等敌占区，然后才到北平的。想不到这么一封短信，竟有如此曲折的经历，而它被保留下来，至今已达七十九年！ 自母亲1935 年病故于山东邹平后，父子三人聚少离多，书信成为父子联系的重要工具，而显得更加可贵了。可惜“”中被抄没，后只寻回一部分，损失大部分；有幸劫后余生的部分，就更弥足珍贵了。古人诗句“家书抵万金”，借用于此，也是很合适的。 还要指出，先父写示给我兄弟二人的书信，其珍贵之处何在？那就是他关心和教育儿女的指导思想与方法，有其独到之处。如果读者已为人父母，更请细读这些家书，自然会有许多体会，从而受益。 记得在编成《梁漱溟日记》后，笔者曾在前言中写下这样几句话：“这些日记是他全为自己备忘而写，并无身后发表之意；可是如今它却可为人们了解他，提供一个窗口。发挥这种窗口作用，就是将其汇编出版的用意所在。” 为使读者能够完整领略书信原貌，此书中留存有原件或底稿的部分书信格式复原了其本来的样态，如为表对收信人的尊敬，其称呼前有空格，或另行；为表自谦，写信人自称时字号小于书信正文等。部分信件后的附件为原信所有，此次一并收入。缺字、疑误字以“〔〕 ”标之，无法辨识者以“□”示之，缺损处以“（ × 缺） ”并楷体说明。部分书信原本没有标点，均由我一一添加补足。 辑录与编成此书信集的过程，得到世纪文景何晓涛等同志全力协助，如果没有他们诸位的辛勤工作，由我一人去完成它，是绝无可能的。因此应当在此表示感谢之意。 《梁漱溟往来书信集》辑录了梁漱溟先生往来书信七百余封，时间跨度从1916年到1988年梁漱溟先生去世，历七十余年。涉及人物众多，既有政坛，又有布衣白丁，即有饱学鸿儒，又有莘莘学子。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梁启超、张申府、冯友兰、胡适、熊十力、马一浮、胡兰成这是迄今至为全面的一次梁漱溟书信整理，其中许多书信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通过一封封书信，梁先生指证师友得失、点拨掖后学、用心子孙教育，读者可从中还原一个血肉丰满、可亲可爱的梁漱溟。这些书信不仅是梁漱溟个人不同时期思想、情感、生活等的记录，也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缩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从辛亥到，七十余年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对读者了解梁漱溟，了解中国历史实为弥足珍贵的历史材料。 20世纪中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社会运动者。生于，原籍广西桂林。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1917年入大学任教，七年后投身农村，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终其一生用心于两大问题：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为此而思考而行动。主要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与人生》与《东方学术概观》等。 梁漱溟长子，曾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编辑部主任，退休后从事梁漱溟文稿的编辑出版和研究工作。 注：此信由今首都图书馆提供。原件存该馆档案室。据该馆档案记载，该馆曾于“洪宪元年三月二十一日”发文致谢。按：袁世凯“接受”帝位后，改第二年（1916 年）为洪宪元年。据此推算，著者赠书应在发文致谢日（3 月21 日）之前，即1916 年12 月或1915 年末，但以1916 年初的12 月间，更有可能。辑录者注，下略 注：1913 年袁世凯非散，又一度称帝。1916 年6 月袁病死后，由黎元洪为代总统，段祺瑞任总理，成立南北统一。范源廉，字静生，为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因范先生力荐，由欧洲回国出任大学校长。此信即在蔡先生抵京后所写。此信及其后著者致蔡先生函多件，均由蔡先生家属提供，才得收入本书信集。令人深感遗憾的是，著者收存的蔡先生函多件，本经精心装裱收藏，却为于“”中全部焚烧，化为灰烬了（同时被毁的还有梁启超、章士钊等先生致著者手札）。 注：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清末曾举进士，入翰林院。后从事活动，参加光复会、同盟会。辛亥后任第一任教育总长。19171923 年任北大校长。1927年后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40 年病逝于。此信约写于1916年12 月底。 兹有小事干请。理科生张君崧年因闻天津省有召考留学之告白，颇思与试，以资深造，唯其原限资格，必大学或专门毕业者，乃许与试。张在大学，距毕业期只三月，似不相远，特属冥言于 注：张崧年即张申府（18931986），献县人。1913年入北大预科，1914 年考入北大哲学门，后转数学门。1917年毕业，留校为预科助教。五四运动时，任《新青年》编委。1920 年参与筹组主义小组，同年底赴法，任里昂大学中国学院教授。1924 年回国，任黄埔军校部副主任。1925 年。后历任、北大等校教授。抗战中从事抗日活动，1942 年加入中国同盟。1946 年代表民盟参加（重庆）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等。 教言。郭著冥饫闻其说，而稿实未寓目，比加，不无可商，引用亦多未安，尚须属其细酌耳。颇闻 注：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哲学家。留学美国，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五四”时任教北大，为新文化运动旗手之一。力倡白线 年入北大任教。 此信及以下未作说明的致胡适先生及陈大齐先生各信，均录自《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4 年）。《唯识述义（第一册）》于1920 年1 月出版，此信当写于此书出版之后不久。 先生为我言唐代哲学要称述者不为韩愈李习之，而为玄奘窥基，此自。然岂唯玄奘窥基而已，自佛法入中国蔚为十三之盛，其学靡不足称述者也。十三者多此土所辟创，其原本印度者其学亦成于中国人之手，当时讲习之盛实为大观，即今所遗典籍翻译著述之富，亦谁与埒乎，约之又约，唯识、三论、天台、华严、禅五者似不容略矣。 尊意以为何如？昨马夷初先生以所为庄子札记见诒，其间几于全以佛家言为之诠释，且唯识之义尤多，此种固非所敢闻，但其间亦塙塙有当比类而观者。又宋明学与禅家之关系极深复而极有辨，讲宋明哲学亦不容不论及之。今此两科目均排在三年级必修，则唯识之学禅家之学不可不于一二年时讲哲学史大纲中预为讲述明矣。此本当于印度哲学中讲之，唯禅家之云印度所无。又印度哲学列为三年级选修科目之一，既排次在后，不相衔接，又为不必修非其所任，故极望哲学史中于前开五讲述，无使中国哲学学生于其学之美者无所闻也。因闻先生言似有略述名目，不能细讲之语，因奉书陈白如此，唯教之幸甚。此颂 以佛家学之价值，其视为何如，其视宋明儒为何如，乃宋明各列专科，定为必修，佛家学则仅于印度哲学中一讲之，且视为与此土思想无甚关系，定为不必修，岂非大谬。冥惰于发言，不愿与仲甫诸君争。以君时来就语，故亦略申其意耳。 复示敬承。印度哲学一科已经包印度多少派的学说，又要包十三，岂不太大乎。如此之大，乃欲于如此短之时间讲了，岂不太难乎。未整理，不能入本科必修，乃学宋明学独为已整理乎。孔子之学无论如何不适，乃不足比于学宋明学乎。如谓宋明学即孔学之谓，宋明学果可以代表孔学乎。此皆漱冥不能无疑者也。漱冥之意，本科必修中国哲学六小时，宜孔家二小时，即包宋明学在内，二小时，佛家二小时，乃为平妥，否则将印度哲学改作必修（宋明仍应改孔家字样），提前在一二年时讲之，庶亦合理耳。 察入。今日人民太无生气，太无生气，故闹到如此地步。吾曹须谋所以发挥吾曹之好者，谋所以发挥人民生气者，则今日恶局势乃有转移，否则将长此终古矣。星期二日晚七钟后奉约吾 注：以上两信均录自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附录，见《胡适文存（二集）》卷二（亚东图书馆，1921 年）。 |